1938年10月我出生在延安桥儿沟对面的柳树店。11月我刚满月，日本飞机轰炸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对延安狂轰滥炸，一片狼藉……我的祖籍是清涧县高家村乡崔家塔村。
父亲崔占海生于1902年，听母亲和村里老人讲，父亲在高家村读书时，于1927年参加革命，在刘志丹领导的革命队伍里搞地下工作。后来父亲、张尊孝（子长县人）、张裕（河南人）三人组建的延安安塞县茶房兵工厂。再后来又增加了纸坊沟（生产炸药）、温家沟共三个兵工厂。1947年父亲调到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供给部工作。1948年父亲牺牲，被追认为烈士。我母亲惠月英生于1904年，1930年参加地下革命，接送情报及宣传工作。
白家坪第一保育学校（1945年~1946年底）
1945年4月延安兵工厂送二姐崔荣繁和我共8个孩子到白家坪第一保育学校上学。二姐和我在符纪阿姨班学习（忘了班主任的名字）。晚上我还尿床，还有别的同学也尿床，甚至拉屎到床上。符纪阿姨是山西人，为人忠厚、任劳任怨。她很辛苦，给孩子们洗衣服打扫卫生，照顾孩子们吃喝拉撒。像妈妈一样对待每个孩子，我和她女儿阎玉珍（现名符丽华）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有一个星期天我和二姐正在想妈妈掉眼泪，没想到我们的妈妈神奇般的出现了。妈妈带来许多好吃的东西，有花生、瓜子、玉米花、煮鸡蛋、花馍馍（形状有老虎、猪、牛、羊、燕燕、鹊鹊……是为清明节做的）。顿时围上来一大群同学，这个叫崔妈妈，那个叫崔阿姨，我们娘儿三个把东西分给同学们吃。在边区延安革命大家庭里，革命一家亲，不分你我他。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二姐崔荣繁是儿童团团长，像个小大人似的，肩上斜挂着红色的儿童团团长标志，可神气了！每天饭前检查卫生，谁的手不干净就必须先洗了再吃饭，一点也不讲情面，就连我这个妹妹也不例外，可厉害了！我们除了学习外，儿童团团长常带着团员，手拿红缨枪，身背木刀站岗放哨到处巡逻。有一天日本飞机来了，有个坏蛋利用镜子反光，给日本飞机打信号，我们儿童团团员蜂拥而上把坏蛋扭送到学校。儿童团不但学习而且肩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人民的光荣使命！
学校学习生活很丰富，有体育比赛，有读书会，有文艺演出。而且经常到县城真武洞宣传演出，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抗日救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46年有一天上午我们班正在上音乐课，教导主任黄志和进来对音乐老师说了几句话，然后音乐老师又和大家说了些什么。我见大同学都哭了，我也放声大哭，哭得很伤心，但不知在哭什么，后来全校师生都戴黑纱开追悼会，才知道是“四八烈士”遇难了！
国民党快要进攻延安了，学校把大部分学生都疏散回家了，兵工厂把我们都接回来了，正好我妈妈在家养病。为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兵工厂的组织派老师白天带我们到山沟里上课。1947年春天，胡宗南进攻延安，供给部组织派了一名警卫员，给了一匹白洋马，把我们娘儿三送回老家。白天飞机轰炸不敢走，晚上一路翻山越岭整夜赶路。等回到了老家，我和二姐都病了，二姐左边腮腺炎，我是右边腮腺炎都化脓了，我姐妹俩到现在还留有伤疤。在行军路上，有一天路过瓦窑堡（子长县），参观了谢子长陵园。出来后我累了，刚骑在马背上，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谢子长陵园，炸的乌烟瘴气，我从马背上溜了下来，连滚带爬到了墙根下。我憎恨小日本，更憎恨蒋介石，八年抗战死了多少中国同胞，蒋介石又发动内战，他还是不是中国人？！
裴庄第一保育学校（1948年~1949年）
1948年底延安边区政府民政厅以烈士子女名义把我和二姐崔荣繁保送到裴庄一保小。在战争年代兵荒马乱，我和二姐又回到了符纪阿姨身边，她伤心的把我们搂在怀里，痛哭一场。当时我们班主任是姚君老师，阿姨是惠志珍，她也是我们清涧老乡，对我们特别照顾，我班同学有高秀、张香玲、习富平（又名习正宁，习正宁的姐习和平和我二姐一个班）、白小明、任香、阎玉珍等三十多个同学。我父亲为革命的牺牲激励了我的学习意志，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我总是第一名，学校给我发奖品，发的是铅笔毛笔，以资鼓励。
内战结束后，生活很艰苦，中央领导都吃的是小米、黑豆、高粱米，穿的是土布疙瘩呢，而给摇篮里的宝贝吃的是米饭、白面馍、肉菜，而且穿的是卡叽布衣服，是最优惠的待遇。
我们除了学习，生活也很丰富，课间滚铁环、踢毽子、跳绳等体育活动。我从小就体质好，像个小男孩。有一次学校组织三年纪以下的同学进行撵双杠比赛，我把所有的男女同学都打败了，取得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得到了学校的奖励。二姐和同学们都为我的获胜而祝贺，别提我有多开心了。
1949年春，西安解放了，接二连三，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天天晚上在学校大院里的梨树下，全校师生开篝火晚会，庆祝新中国革命的胜利，历史见证，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因为父亲为革命牺牲了，母亲带我和二姐在延安生活，所以我和二姐及许多同学留下来了。我班有高秀、高向民（高焰）、罗杨莲、封菊花、王国富、杨震、杨振国、高建华、屈延生（屈焕）、丁东宁、苗永清、任耀明等。还有别班的许多同学，有高照光、刘成章、马海棠、苗永川、杜万和、屈长生、刘好学、赵景兰、朱统一、习秀生（男）、梅花、李建红等同学，1949年11月由二保小教导主任王克俭用汽车把我们所有留下来的同学接到杨家岭二保小所在地，也就是后来的延安保小。
1949年11月，一、二保育学校绝大多数同学，搬迁到西安成立了西北保育学校。
我最敬重的符纪阿姨
提起符纪阿姨还有一段故事：1945年4月的一天，天蒙蒙亮，我爸爸骑着白洋马，前面抱着我，二姐崔荣繁其在后面，我们父女三人骑着马几十里路奔跑到白家坪第一保育学校。当时是送二姐上学，但是二姐死活哭着不愿意留下。从上午直闹到天已黄昏了，就是哭着非要回家。（因为父母三十多岁前生的孩子都没有存活，现在只有二姐和我成了父母的心肝宝贝）这时我嘴里蹦出一句“丢不丢人？！上学啦还哭鼻子……。”符阿姨一听便笑着对我说：“秀秀，你和二姐一起留下来上学，行不行？，”我说：“行是行，就是晚上我要摸我妈妈的奶奶！”符阿姨笑着说：“这个奶奶是你的，另外一个奶奶是玉珍的，行不行？”，我无奈的说：“只要有奶奶就行！”。当时校长、教导主任都在场，和爸爸一起商量决定让姐妹俩一起留下来上学，爸爸才得以解脱。这真是“有奶就是娘！”
我在延安时，只要想起符阿姨总是久久不能平静。从1953年至1959年，我是延安地区有名的运动员，不论是篮球、排球、田径、滑冰等，我都代表延安地区参赛，并多次来西安参加省级运动会。只要到西安，我妈妈都准备了许多延安的土特产，让我看望符阿姨（因为符阿姨到过茶坊兵工厂，住在我们家，和我妈像亲姐妹似的）。1959年我高中毕业于延安中学，来西安参军，更是符阿姨的常客。就是我妈妈从延安来看我，都带上油糕、油馍馍、黄米馍馍、小米稠酒等陕北土特产，我和妈妈一起去看符阿姨。她看见妈妈和我，高兴地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给我们做了好多好吃的东西，走的时候总是依依不舍。
符阿姨生活非常简朴，但5.12汶川地震时，她老人家把省吃俭用下来的一万元人民币捐给灾区。2009年5月，符阿姨有病住院，同学们都到医院多次看望符阿姨。一直到2009年6月9日，符阿姨与世长辞，她永远活在我们心坎里！
延安保育学校（1949年11月~1953年9月）
1949年11月，我和二姐崔荣繁与留下来的同学来到杨家岭延安保育学校，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的故居，也就是中央大礼堂所在地。已被国民党破坏的破烂不堪了，但我们经常来这里学习玩耍。延安保小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要比原来好多了。当时我们班主任是马生瑞老师，甘泉县人，和蔼善良、多才多艺、责任心强，对我们的学习生活抓得很紧。
学校里经常自编自演搞文艺演出，年年过年组织秧歌队给各级政府拜年。他们给秧歌队的同学好多花生瓜子，学校用麻袋装回来给孩子们分着吃，我们高兴极了！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里请延安县剧团在大操场演出，当地的群众人山人海。在演出前，学校组织歌咏比赛，我们的参赛歌曲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轮到我们参赛了，我昂首阔步上台，唱到“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党中央发出了庄严的号令……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全场都叫好，我被学校评为歌咏比赛第一名。王家坪（我家住在王家坪）、杨家岭的老乡们都夸奖说“这个女子唱的多洪亮多有劲儿！”
解放战争刚结束，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志愿军叔叔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我们经常和志愿军叔叔通信来往，直到胜利回国。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打老虎。把学校里的总务科长等贪污分子揪了出来了，并把贪污的钱给全校每个学生发了五大件：新里新面新棉花被子褥子一床、榆林毛毯一块、苏联花布衬衫一件、双圈雨鞋一双、骆驼牌双料大花脸盆一个。全校师生高兴极了，这都是全国“三反五反”的胜利成果。
每年冬天同学们上山割茅草，回来织成草帘子，铺在床上可暖和了！男女同学互相帮助，体力活男同学抢着干，洗衣服缝补都是女同学抢着干，同学们就是亲兄弟姐妹。我们除了学习外，还搞农业劳动，培养吃苦耐劳、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光荣好传统。有一天，有两个男同学在校外偷了杨家岭农民的甜瓜，班主任老师张鹏飞带着钱带着这两个同学到老乡家赔礼道歉，并就此事教育了全班同学，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
学校每星期天收假，各班开学习生活会。同学们互提意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表扬好人好事，最后班主任老师讲评，使同学们继承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1945 ——1953年在延安保育学校的熏陶、锻炼、成长，是我人生中最难忘记的童年历程。直到今天我回忆起来，恍如昨天一样，我不禁会久久地露出甜蜜的微笑。延安保育学校有我永远！永远！永远！难忘的童年……
原延安保育学校学员
崔荣秀
